由開高健筆下的西藏略談日本文化人對中國的認識

  • 時間:2021-02-27 13:49
  • 新聞引據:採訪
  • 撰稿編輯:新聞編輯
開高健記錄了「大躍進」時期的日本作家在中國的日常:「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的宴會,茅臺酒乾杯,完全看不見中國的實際情況」。(圖取材自網路)

1960年開高健筆下的西藏

寒冬,整理舊資料,發現一本日本民間和平團體「紀念廣島·奧斯維辛委員會」編輯、1972年出版的《奧斯維辛展》手冊中有開高健寫的隨筆《…即使如此,也不明白》(《…それでも、わからない》)中提到西藏。

開高健與大江健三郎一起被稱為日本戰後文學旗手。1960年,兩人都參加了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。期間,中國政府派專機接代表團從北京到上海,受到隱居上海的毛澤東的接見[i]。

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,兩國之間雖然沒有正式的外交途徑,但中共從不間斷地花費巨資,邀請經過嚴格選拔的日本人訪華。

據馬繼森的《外交部文革紀實》(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)記載:195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設立旅遊局時規定:開展旅遊事業的目的是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,宣傳建設成就。因此,旅遊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。周恩來在接見旅遊局造反派時明確指出,我們不是賺取外匯,是爭取同情。

日本方面,通過中國對外文化協會、中日友好協會、中日文化交流協會等「民間團體」邀請文化人訪華,人次很多,但作家们的旅行紀中關於西藏的描寫十分罕見。

開高健的文章開頭點明,訪問波蘭、捷克、羅馬尼亞的目的,是想比較歐洲社會主義與亞細亞–中國社會主義。本文主要記錄納粹迫害猶太人,指出其特徵是「有組織的、有計劃的、持續性的、科學性的,命令式,奧斯維辛集中營是這些異樣特徵的擴大與膨脹的表現」。與之相比,西藏舊貴族迫害農奴是「中世紀的、原始的」,各種酷刑「似乎畏畏縮縮的,施虐性的氾濫」。

這段關於西藏很短的記錄指的是1960年6月在北京,文學代表團被帶去參觀了民族文化宮的西藏陳列室。

「民族文化宮」這5個大字由毛澤東親筆題寫,直屬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,大門上寫著醒目的「團結、進步」。

開高健在這裡接受階級教育:

「令人嘔吐的殘酷與暴虐。地處世界屋脊的西藏貴族們數千年前來一直壓榨與剝削農奴們,直到幾年前發生西藏叛亂為止,從未間斷。陳列的室內有各種刑具,手鐐腳銬、鐵鎖鏈、鐵球、蝎子土牢。有一種帶疙瘩的鞭笞人鐵皮鞭,這一鞭子狠狠地抽過去,就是一匹馬也會立即倒地氣絕。還有站籠、剁手足的刀斧,剜眼珠的刀把、還有一種刑具被稱為『石帽』,像石頭的平底鍋一樣的東西,在鍋底挖一個小洞,給犯人用刑時戴在頭上,然後由執刑人使勁用力上擠壓,在頭蓋骨不會迸裂,頂得住壓力的情況下,犯人的眼球往外突。這種『石帽』,真是奇特古怪而又猙獰可怕的發明。

墻壁上用釘子釘著舊外套一樣的曬乾了的人皮,一尊被稱為『吉祥天女』的木乃伊,是一個三、四歲的童女被毒殺後製成的。還有酒精裡泡著被剜下眼珠 、男人的睪丸……等等,五花八門,層出不窮。

前晚微微薰醉,第二天早上被領去參觀。連我這樣所謂以不感症為武器成長的戰後派,也震驚不已,全身無力、雙腿發軟。這類奇特的各式刑具,清楚地告訴人們階級觀念的猙獰醜惡。總的留給我的印象是有些幼稚,有些愚蠢的幽默,露骨的陰慘,卻似乎又有些黑色的好笑。但納粹集中營,卻讓我徹底地無法笑起來」。

開高健如實記錄了中共批判舊西藏農奴主統治的宣傳詞。他似乎想盡量用一種輕鬆的筆調來緩解自己苦笑不得的驚愕心情。以後並沒有寫過為中共貼金的文字。60年代,他去採訪越戰,九死一生。寫了一系列的越戰報告文學和長篇小說,回國後致力於反戰運動。跑遍世界43個國家,58歲早逝。

此次一同訪華的大江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,名聲和地位遠遠高於開高健,他從另外一個側面記錄了「大躍進」的中國是「比日本更加本質的、自由的、解放的國家」。[ii]并記錄了受到「具有東洋哲學家、政治指導者魅力的」毛澤東接見的感想。

山珍海味的「大名旅行」–作家吃出糖尿病

用山珍海味改造外國人的腸胃是中共擅長的老套手段。被蘇聯紅軍俘虜發配西伯利亞的日本戰俘對冰天雪地、缺衣少食的蘇聯憎恨之極,送到中國後吃飽喝足,容易接受思想改造。一位日本人轉敘了中方工作人員的話:「比起我們中國人到日本去宣傳共產主義好,你們日本人自己敘說的中國體驗要有效得多」。[iii]

日本學者栗田直樹的《共產中國與日本人》(成文堂出版 2016年)中通過作家自身的回憶錄,記載了部分日本政治家、媒體、文化人訪華的情況。作者一開頭就聲明,本書毫無新的知見,也不是一本中國研究的專業書,只不過記錄一下大家都記錄過的常識。

所有被招待訪華的文化人都受到高規格的隆重接待。中方發出邀請後日方三家旅行社專門負責訪華旅遊。這三家分別是:日中旅行社、富士國際旅行社、日中和平觀光。

開高健記錄了「大躍進」時期的日本作家在中國的日常:「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的宴會,茅臺酒乾杯,完全看不見中國的實際情況」。

「回到日本後很久才知道50年代末期正是中國『三年大饑荒』的困難時期。據說甚至連毛澤東為了節約糧食,都在皮帶上多挖了一、兩個孔。我們在1960年訪華時,大饑荒終於進入尾聲,但中國人仍然為吃在掙扎。為了讓我們理解大躍進政策,我們被帶去去人民公社去參觀,目睹了幼稚的大坩堝煉鋼鐵。廣闊的中國,從舊鐵釘到炒菜鍋,只要是鐵的,統統放進大坩鍋裡去熬煉,大地上資源枯竭,似乎完全是大失敗的政策。關於中國的報道目前只能用『似乎』來總結,但中國完全不報道,我們每天開宴會,茅臺酒乾杯,回國後經過多方調查,才隱約感到不對頭。第二年,我又去了東歐和蘇聯,從此下決心不再接受任何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招待旅行」。[iv]

文藝評論家平野謙儘管對旅費、住宿費全部被承包,內心有點忸怩,但第二年又參加了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。回國後被竟被查出得了糖尿病。他反復檢點自己,平時生活中并沒有吃什麼大魚大肉,想不通為什麼會得這種富貴病。

「我終於得出了結論,在中國的這半個月的美食佳餚,是我一生中從未享受過的」。[v]

諾貝爾文學獎獲選人的作家井上靖自1957年以來訪華二十幾次。他的以西域為題材的歷史小說,如《敦煌》、《樓蘭》等風靡日本,今天日本人對新疆的浪漫想象多來自於他的手筆。他在中國的採訪,順順當當,盆滿鍋滿,應該說與他無意中為中共掩飾漏洞有一定關係。

就在餓死數千萬人的時期,他仍然說「中國現在非常驕傲地告訴外國人,看吧,六億螞蟻沒有餓死,全部活得好好的。在日本沒有餓死一個人與在中國沒有餓死一個人,意義不一樣。新政權的中國,沒有餓死者與流民,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勝利」。[vi]

他只為自己那麼多訪華中,沒有見到毛澤東而遺憾。

作家們不僅有吃有喝,還有拿。這個「拿」,包括拿差旅費、拿零用錢,拿作品翻譯的版稅,拿在中國電台做對日廣播、寫文章的稿費。

1956年訪華的小說家宇野浩二說:

「一個月內我沒花一分錢,還有購買土特產、煙酒、點心的零花錢。在北京的電台上節目,十分鐘兩萬日幣,加上寫文章的稿費,自己作品的翻譯版稅,我發了點小財回國」。[vii]


宇野浩二

不少作家對這種豪華奢侈的招待旅行內心抱有疑念與罪惡感。

作家大岡升平記錄了觀看華麗的京劇表演,每到一地就出入高級餐廳,但是瞥見廣州火車站破衣爛衫的少年,感到中國人民「真辛苦」,從車窗裡看到成群的赤足的少年,問翻譯這是為什麼,翻譯回答,因為打赤腳最舒服。大岡說,我連提問題都沒興趣了。[viii]


大岡升平

監視下的窒息與痛苦

作家火野葦平戰前有中國生活經驗,1932年跟隨父親赴上海。1937年作為陸軍伍長征召入伍,1938年轉到中支派遣軍報道部,1939年複員回到日本後與其他從軍作家結成「文化報國會」,太平洋戰爭時期,再度作為從軍作家赴中國戰場,直到終戰為止,足跡遍佈中國各地。其戰爭體驗寫成的的《兵隊三部曲》一時成為暢銷書。戰後作為「戰犯作家」被追究戰爭責任。但他沒有棄筆,憑藉文學實力,再度成為流行作家。

1955年訪華時,火野心裡明白自己在中國人眼裡是一個敵人,侵華戰爭的加害者,同行者中左翼人士也稱他作「戰犯」,因此,火野盡可能地不多嘴,縮小自己的存在。

火野等人由香港進入廣州。晚上自由時間想去住宿的「愛群大廈」前的報刊亭買份地圖,但是他的背後響起中方接待人員的聲音:需要什麼,儘管跟我們說。

所有的言行必須通過翻譯,翻譯告訴他:「解放後的中國,去哪裡你都不可能見到娼婦。新中國成立後,所有這些惡習、壞思想都被一掃而光。偷盜、賭博、賣春、乞丐、高利貸、老闆、奢侈,與這些封建思想鬥爭是新中國的使命」。

但是火野只想作為「一個人,一個作家」不接受這些先入觀根植頭腦,他既記錄了受感動的部分,也毫不掩飾地留下了在廣州見到娼婦的文字。

北上北京後,「娼婦、蒼蠅、蚊子都被一掃而光」,但是火野感到「不氣味」,內心充滿疑惑:

「在國民自覺自發行為的名義下,所有污穢都被掃除,這是新中國的強權所致吧」。「長達五、六千年歷史中,中國人都沒有過的『自覺自發行為』,僅僅在解放後的5年中以革命的名義就成功了。但這是政治革命呢,還是改造人的革命呢,我認為這是思考的關鍵。」

「我看到《公安局通告》,為號召人民大眾告密和督促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,派出所連節假日都不休息,郵政局設置專門的信箱。告密信不用貼郵票。在沈陽看到表彰108名女性–她們是檢舉揭發的模範。告密這種陰險的行為,居然新政府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,大肆鼓勵。連我這樣的旅行者都感到總是被人監視,被沉重的氣氛籠罩,何況住在這裡的人呢,他們的不安,究竟如何呢?我想想都覺得脊背後面發涼。總是得警惕什麼,總是得懷疑對方,這種日常生活,能否證明人們的幸福與自由嗎?……我甚至得到一種暴力的印象。一個月中,神經沒有一天能放松,神經總是處在繃得緊緊的狀態,心情沉重。總覺得被監視,不能有放開的言行」。[ix]

日本文學代表團接觸談話的對象也是經過嚴格挑選的,令作家們驚詫的是有些「普通的中國人」一開口就是流暢的日語,英語比我們還好。

但是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出身,有過十年日本生活經驗的文化高官郭沫若,開口閉口卻從不說日文,字字句句都由翻譯傳達。

從1945年戰敗被從蘇聯遣送到中國,作為技術人員留下的醫生明石勝英,到1954年回國,在中國生活過九年,親身經歷過土改,批鬥大會,回國後成為寫作者,他甚至認為「共產中國滴水不漏的嚴格統治,超過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十倍、二十倍」。

「共產國家的人民生活在嚴酷的統治之下,那種強有力的統治政治,即便有親身經歷的人都難以想象。如果用一個比喻的話,如軍國日本時期的軍隊中的新兵生活的連續。但日本的軍國主義對新兵統治個人行為,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,連這個都顯得太嬌滴滴,太放。共產黨的統治要強過二十倍、三十倍。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中。即便是一個徹底的共產主義者,都會感到痛苦,何況一般大眾,只是沒法子服從而已」。[x]

作家們的「十萬個為什麼?」

宇野浩二應《大公報》的約稿寫了一篇題為《關於中國》的旅行感想,但是

「編輯無視我的意圖,擅自改為《難忘的新中國》。每到一地,安排參加與中國作家座談會。見到的作家,人都很溫厚,很親切,但只要談到文學,全都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。如果是政治家,我倒還能理解,但在座的都是文學家。我想,一百個人中總還有一、兩位不同吧,但是真的沒有。中國作家由作家協會保障生活,但是被剝奪了思想的自由,想象力的空間,對作家來說不能手寫我心,是致命的打擊」。[xi]

日本文化人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,大都趕緊拍照留念,甚至崇拜,「是一生中強烈感動的瞬間,緊緊抱著被握過的手都不願洗手[xii]

在日本,關於毛澤東,還有功過的異議,但對於有過短暫的日本經驗的「敬愛的周總理」,卻是聖人般地崇拜「周恩來教」。但在宇野的眼裡,只感到他厲害的外交手段,能夠如數收服人心。

1967年與武田泰淳、永井路子等人訪華的作家杉森久英「漸漸為自己的虛偽而痛苦。因為自己的虛偽而欺騙人,看到的醜惡,不能清楚地表達。說話要察言觀色,聊一些不痛不癢」。[xiii]

他觀看革命芭蕾舞劇《白毛女》,「一點兒也感受不到真正的芭蕾的魅力,夢幻般的細膩的情感表現、餘韻、優雅、洗練等芭蕾藝術的諸元素皆無,有的只是活潑勇壯」。他看到中國的流浪兒,不僅想起戰爭剛剛結束時日本的流浪兒。他實在不明白,中國這樣並不寬裕的窮國,為何要緊縮腰帶去造原子彈?為何要去援助亞非新興的國家,幫助那八竿子夠不著的非洲建設鐵路、幫助印尼叢林中的游擊隊建立共產政權?為何要去惹一堆麻煩事?


杉森久英

讀到這裡,筆者忍俊發笑。什麼作家,傻啦吧唧的十萬個為什麼,不愧是民主主義熏陶下的小白兔,太不懂我們偉大領袖在下一盤世界革命的大棋了。

日本作家與文革—百聞不如一見嗎?

談到日本作家與文革,尤其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者,套用《知識分子與社會》的作者托馬斯·索維爾的一句話:「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一部翻車史」。

這些文革讚美派的言論對新左翼的武裝革命有很大的影響。

作家高橋和巳1967年4月作為《朝日新聞》的特派記者訪華,由於他英年早逝,也是唯一的一次訪華。他被北京成立革命委員會現場的熱氣感動,他認為「文革確確實實是一場以革命為目的運動,是處於政治頂峰的人物與人民大眾在一股奇妙的動力下,展開的前無古人的第二次革命」。[xiv]


高橋和巳

歷史學家井上清1967年與1971年兩次訪華,高度讚揚文革的的「偉大成果」,并強調文革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必須反反復復來多次,這個方向是人類未來的方向,「正是文革的中國,站在世界史的頂峰,作為一名歷史學家,我認為由此可見世界史的再構建」。[xv]

反對文革的文化人,除了反共立場之外,還有中國古典研究者、哲學家。筆者介紹過由三島由紀夫牽頭,川端康成、安部公房、石川淳四名作家共同發表《聲明》,抗議文革。

「大宅考察組」由著名的評論家大宅壯一為首,七名作家、記者等組成。這些人不吃嗟來之食,自掏腰包,在1966年9月進行了為期18天的中國考察。一行走訪了廣州、上海、無錫、北京、天津、南京,武漢等地,訪問者包括解放軍。紅衛兵、造反派等方方面面的人。

 「大宅先生,中共的文化大革命,真相如何?用一句話概括一下吧」。

 一回到羽田空港,一行就被記者層層包圍。

向來烏鴉嘴的大宅好話每一句:「從早到晚都是『嘎嘎』的亂喊騷動,鴨子,鴨子革命,小頑童革命,度假式革命,全國各地修學旅行,遊山玩水」。以後又寫文章指出「毛澤東的王朝依然存在,政權本身存在,叫『革命』真是奇怪。即使有些變革,也不過清掃右派,反革命分子……是一場暴力奪權[xvi]

《大宅考察團的中共報告》揭穿了文革的本質,看到了紅衛兵運動中表現出來的人性中黑暗的一面,「強者欺負弱者,就像捏死一隻蚊蟲一樣」,大宅表示,如果日本人能認識到文革時徹頭徹尾的中國特產,就能對共產主義產生免疫力。

本來中方要不要接受這些不肯輕易上鉤的作家們進入中國,研究來研究區,實實在在地傷了一番腦筋。結果是證明還是太大意了,不該放這些傢伙們進來。

真是啞巴吃黃連,有苦說不出。

作者:劉燕子  中日雙語寫作者,翻譯者,教師。

[註]
[i] 竹內實「中國で感じたこと」『文學』昭和三十五年八月号、p.334。
[ii] 大江健三郎「孤独の青年の中国旅行」『文藝春秋』昭和三五年九月号、p.160。
[iii] 高尾榮司『「天皇の軍隊」を改造せよ-毛澤東の隱された息子たち』原書房、平成二十四年、pp.39-40
[iv] 開高健·橋川立三·萩原延壽 鼎談「中國現代史と日本人」『中央公論』昭和五一年十一月号、p.120-121。
[v]『平野謙全集』第13卷、新潮社、昭和五十年、pp.P107-108、p.116。
[vi]『井上靖全集』第26卷、新潮社、平成九年、p.481。
[vii]増田周子編『宇野浩二書簡集』和泉書院、平成十二年、pp.189-190。
[viii]『大岡昇平全集』第20卷、筑摩書房、平成七年、p.P515。
[ix]火野葦平「息苦しい国々」『新政界』昭和三十年十一月号、p.83。
[x]明石勝英「中共に自由ありや」『文藝春秋』昭和三十年五月号、p.95。
[xi]『宇野浩二全集』第12卷、中央公論社、昭和四十四年、p.427。
[xii] 杉村春子「あたたかい大きな手」『潮』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号、p.121。
[xiii] 杉森久英『中国見たまま』文藝春秋社、昭和四十七年、p.211。
[xiv] 高橋和巳「知識分子と民衆」堀田善衛編『講座中国・今後と中国』筑摩書房、昭和四十二年、p.62、pp.68-72。
[xv]井上清·須田禎一「世界史の中の文化大革命」『現代の眼』昭和四十六年九月号、pp.53-54。
[xvi]大宅壮一「紅衛兵嵐の表と裏を抉る」『週間文春』昭和四十一年十月号、pp.116-118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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